七七级辽宁省高考状元在北票当了五年农民
一家五兄弟同年入大学
文/图 本报记者 林芝
轻轻翻开厚厚的老相册，今年已经59岁的大连理工大学教授韩大卫很容易地找到了30年前的那组照片。小心地抽出那张最为珍贵的老照片，韩大卫打开了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那段记忆。
“1977年，那段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。我在考试前和好朋友照了这张照片，是他们说服我参加了高考。那是转变命运的一次抉择，我从电工变成了大学生，而且还成了当年的辽宁省状元。”
在北票做了五年农民
1968年10月，一列火车缓缓驶出了大连火车站，人山人海的站台上空气是那么的凝重。这一天，韩大卫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远去北票的火车，火车的轰隆声让他的大学梦轰然破灭，消失在远去的城市中。那一刻，他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“老三届”。
  “我在北票县桃花吐公社李家窝铺大队金家沟青年点下乡，在那个最贫困的山区，我成了农民，一个开荒种棉花的农民。”打开尘封的记忆，虽说韩大卫讲述得轻描淡写，但记者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那段时光在他生命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。
烙印怎能不深呢，1966年，韩大卫从大连市24中学毕业，本来怀揣着去北大、上清华的豪情壮志，却一下子被打到了这荒山野岭，梦碎了，却听不到哭声，因为这代人已经提早的学会了坚强。
“我父亲是走资派，‘文革’一开始，噩运就降临到我们家。父母被揪斗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带着五个弟弟过生活。到了北票，生活有多苦不用说，但是我一直很乐观，想起毛主席的那句话‘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’，我选择了乐观向前。”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出身不好的韩大卫彻底扔掉了大学梦，一心好好种棉花，能填饱肚子是他最大的心事。
     “修铁路的时候最苦，从早干到晚，力气像被抽干了，但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就更不用说能够补充力量。好心的社员给我们送来了用小米汤炖的白菜，小米汤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油啊，最好的东西。”
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韩大卫把最宝贵的五年留在了最偏远的农村：“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不是上大学，就是能回城，能当名工人。”让韩大卫始料未及的是，不久，他的这个愿望居然实现了。当时，大连市出台政策：家中有三人以上下乡的，可以有一人回城务工。1973年12月，伴着大雪，韩大卫离开了那个本不该属于他的小村子，回到了城里，而他的二弟、三弟却依然留在穷乡僻壤的北票。
同学拉我进高考考场
1977年11月，韩大卫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次眷顾。此时的他正在大连市无线电三厂做一名光荣的电工。
这天，韩大卫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喜讯，国家要恢复高考了。起初，他不敢相信。
     “当时并没有很兴奋，我觉得我是没机会的。扔下课本已经11年了，我去高考也不会有结果，肯定竞争不过那些应届的孩子。所以，我选择了放弃。”
作为老高二，韩大卫清楚地知道考大学有多么严肃和不易，所以在接到消息之初，他决定安分守己地做他的电工，就算要考，也要等明年。
这时，韩大卫的恩人出现了：“我在24中的老同学跑到我的宿舍，看到我还无动于衷，他就开始劝我。”本来已经放弃高考的韩大卫经不住同学的劝说，11月上旬开始了他的备考之路。
“当时根本没有教材，也没什么时间复习。我不知道朋友从哪弄来了些卷子、复习提纲，每天下了班后，我就到同学家一起复习。”说起备考的日子，韩大卫露出了笑容。那时，他再次走进了阔别十多年的母校，再次见到了自己的高中老师：“24中为本校毕业生开了补习班，当时学校最出色的老师来给大家上课，虽然我知道的太晚了，只去上了两次课，但是受益匪浅，特别是从未学过的有机化学。”
在那个寒冷的冬日，在24中的大礼堂里，没有桌椅，满脸渴求的学生们或盘腿而坐，或站立两旁，当看到自己昔日崇拜的老师站到讲台上，向他们挥手时，这些遭受文化窒息十几年的年轻人，一下子看到了希望。
  也许是因为深厚的学习功底，韩大卫的复习之路并不艰苦，和同学一起做题，讲题，临考前很认真地背了政治，把民间流传的语文复习大纲大概看了一遍，韩大卫就上了考场。
  “12月1日我走进了位于9中的考场，我的考号是01234，多么有序的一组数字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，好运要来了。”
清华拒我，我拒清华
好运确实来了，但是韩大卫没想到这个好运还真不小。
考试结束后近一个月，焦急等待考试成绩的韩大卫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电话是韩大卫的中学班主任打来的，电话那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“觉得考得怎么样啊？”听了老师的问话，大卫不明缘由，故作镇静地回答：“还行，老师，我能考上吗？”老师在一顿卖关子之后，终于忍不住吐出了秘密：“韩大卫同学，你考了全省第一啦，365分。”
  电话这边，韩大卫惊呆了，又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数字，他居然考了第一名。“我的班主任当时好像是批卷组的负责人，当全省第一出现在大连后，大家迫不及待地寻找这个状元，班主任得知状元居然是自己的学生，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这个巨大的光环一下子落在了韩大卫的身上，很快《辽宁日报》的记者赶赴大连采访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状元：“但是我让他们失望了，他们本想挖一个学习刻苦，备考充分的典型，没想到我离他们想象的差距这么远。”
  后来，韩大卫听说沈阳的有关人员不服状元出在大连，千里迢迢跑到大连来查看他的卷子。“他们发现大连的卷子批的比沈阳还严，便悻悻地回去了。”
  那一年，高考卷子满分400分。韩大卫知道自己的作文得了满分，数学应该也是满分，至于其他分数，他就不是很清楚了。
  分数下来了，韩大卫开始以一种平静的心态等待录取：“考试报名时，需要同时填报志愿，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，第二志愿是大连工学院。”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韩大卫料想的那样顺利，很快他得到了一个噩耗：“清华大学明确表示，只招收应届毕业生，把我们这些老学生拒之门外。”
  此后，被清华大学拒之门外的韩大卫以辽宁省最高分的身份，被大连工学院破格录取（当时，大工不录取第二志愿学生）。当韩大卫接受录取结果，高高兴兴地准备开始他的大工求学路时，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：“清华大学招生政策调整，又开始录取往届毕业生，大工的老师让我选择，是留在大工，还是去清华。我很坚决地说，当时它不要我，现在我还不要它了呢。”于是，倔强的韩大卫便走进了大工校门。
更让人们惊叹的是，那一年，他的四个弟弟也和他一起参加了高考，并都金榜题名。
  “我们兄弟6人，前5个最大和最小的相差7岁，每个之间只差不到两年，除了最小的弟弟当时还在读中学，剩下五个当年都参加了高考。老四、老五当时在湖北的叔叔家，所以报考了华中工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，在大连的老二、老三分别考上了大工和东财。发榜时，我们五个兄弟都如愿以偿，父母有多高兴就可想而知。”
1977年高考，在这个人生的拐点上，韩大卫兄弟五人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，也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最好的历史见证。
边伺候“月子”，边读大学
1978年3月，踌躇满志的韩大卫走进了十年前就本该属于他的大学校园，而此时的他却与十年前有着天壤之别。
 “那一年，我30岁，走进大学校门时，我已为人夫。一年后，我又为人父。”
回忆起那段现在年轻人不可想象的岁月，韩大卫爽朗地笑了：“当时，孩子刚出生，我爱人坐月子，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。我每天放学都往家里跑，换尿布、喂奶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所以期中考试时高数就考得很不理想。不过，很快我就补上来了，接下来的考试成绩一直不错。”
  采访中，对于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给自己造成的影响，韩大卫始终没有一点抱怨，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一直未熟练驾驭英语：“学英文太吃力了，毕竟是30岁的人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中学时自己学俄语多轻松，如果再回到10年前，我的英文一定会学得很好。但是，30岁了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我的语法多么好，却怎么也记不住单词。遗憾啊。”
虽说大学生活因为英语的折磨留下了一点瑕疵，但是韩大卫依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：“当时，我被录取在师资班，这是为了弥补十年浩劫留下的师资断档所特别设置的班级，录取时要求很高，我们班最小的只有16岁，和我相差14岁。”
  1981年，韩大卫光荣毕业，留校任教至今。今天，每当回忆起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路，他无怨无悔。虽说，高考状元的光环已经渐渐远去，但是他刻苦钻研的精神却一点没有淡去。因为，那段刻骨铭心的磨砺，已经让他永远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机会，他时刻记得自己是令人尊敬的77级大学生。

图片说明：兄弟六人，只有最小的弟弟（后排左一）当年没有考大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