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1984年秋季报名参加自考的，当时已届而立之年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暴发时，我小学还未毕业，由于当时受“极左”的影响，我因此被家庭成份拖累，在入团、参军、就业、升学的人生道路上遭遇曲折和坎坷。当时正值 “学农”、“学工”和“学军”的再教育的时期，我多次失去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。恢复高考时，我虽然考试成绩进了初选线，但因体检未过关而未能被录取。在这以后的几年里，我一直在悲观、沮丧的情绪下生活、工作。一个偶然机会，从同事处得知国家设立了新型教育制度—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消息后，我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对高等教育的向往，毅然踏上了坎坷的自学征途。我深知，要通过自考取得成功，就不能自认命运乖舛，要想成为自学中的强者，就必须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，不为困难和挫折而屈服。

    考试前我是一个工人，经过三年的艰辛拼搏，1987年秋季，我顺利获得了自考大专文凭，有朋友劝我：“该歇歇了，已是快‘不惑之年了’的人了，何必那么拼命？”但作为被‘文革’耽误了学业的一代人，我仍坚持绷紧“自学”这根弦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我珍惜这宝贵的“自考”机遇，生怕它与我擦肩而过。在接下来报考本科阶段课程的日子里，我饱尝了自学道路上攀援的艰辛，更经历了在考试中遭受挫折的阵痛。中年考生，上有长期患病卧床的老母亲，下有还不懂事的小女儿，工作、家庭、学业三副重担一肩挑，参加自考的困难可想而知，尽管对自考中的困难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但的确没想到本科学业结束时已是七年之后了。

    记得刚参加自考时，因基础较差，自学深感吃力，一本教材，读了四五遍才略知大概，专业课程又不像文艺作品那样引人入胜，读起来只觉得枯燥难懂，总有一种不太情愿的感觉。为此，我强迫自己，每日规定一定页数，硬着头皮去读，以勤补拙，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，苦练“背功”。在在十个春秋3650个日日夜夜里，我的业余时间大都在自学、复习、考试中度过。听课是辛苦的，交纳费用不说，由于工作单位地处郊外，乘车往返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。有一次在市中心因听《形式逻辑》考前辅导到深夜，误了末班车（那时还没有出租车），步行十多公里返回家中。复习更艰苦，教课书中许多要点、公式、意义使人目不暇接，中年人的机械记忆不同于青少年，往往挂一漏万。考试是紧张的，三个小时里绞尽脑汁，使出浑身解数答题，遇到一天考两门，从考场出来后，确有精疲力竭之感。就这样，大学本科的30门课程，我还是一门一门地攻了下来，其中一门《西方法律思想史》考了三次才得以通过。

    在艰难的跋涉和无悔的付出之后，我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我因此学会了如何科学地处理工作、生活和自学的矛盾，学会了怎样在没有教师的帮助下，咀嚼消化和理解知识，学会了如何与自学中结识的学友互相勉励和支持，学会了如何使学业的长进与家庭的美满和谐地相辅相成。每当我一次次接到单课合格证，所感受的是一种激烈拼搏后的成功与喜悦，自考给我带来的快乐令我心旷神怡。自学中掌握的知识，使我的工作、文字能力大有长进，也做到了工作自考两不误。自考本科毕业已是 1994年秋季。在单位报名参加自考的几十名自考生中，我是第一个获得自考大学本科文凭的。在十年的自考生涯中，我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，已届“不惑”之年的我连续六年获得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授予的“省纺系统通讯、信息先进个人”称号，由我执笔撰写的调查报告、调研文章也先后获得陕西省纺织系统党建理论研讨会二等奖，连续两次被《中国纺织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，并在当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现在已是单位的党委工作部部长，取得了高级政工师任职资格。

    时光如梭，逆水行舟般的自学生活已经过去了，我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生辰，去体验大学生那样天之骄子的生活，但我却把握了自己自学成才的机遇，通过锲而不舍地顽强拼博，摘取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的“甜果”。十年自学生活所锻炼的自强不息、求知进取的精神，将润泽于我今后漫长的人生旅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