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房(公元前77～前37)

    中国汉代律学家，易学“京氏学”的开创者。东郡顿丘（河南省清丰西南）人，本姓李，字君明，改姓原因不明，史传只说他“推律自定为京氏”。曾就学于孟喜门人《易》学家焦延寿，元帝时立为博士，有志于革除朝政弊端，因劾奏石显之党而被杀。
　　京房在律学史上是一个上承先秦、下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人物。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推演三分损益法而成的、扩大应用变律的“六十律”学说，同时提出了否定管律、采用弦律的理论与方法。这对于秦汉以来独尊三分损益十二正律、独尊管律的传统是一种重大的突破，因此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。
　　中国律学史上早就存在先秦已经使用变律的说法，但从文献记载上看，在京房以前并无使用变律的确证。至20世纪70年代，由于古乐器的乐律研究之进展。始知先秦确曾广泛应用变律，原非纯用三分损益十二正律。但就西汉时先秦钟律的失传与京房变律限用三分损益法来说，“六十律”都不是单纯地因袭旧法，而是一种创造。
    京房变律的生律法是自十二正律中的最后一律“仲吕”起,继续采用三分损益法产生第十三律“执始”,用同一方法产生各律至第六十律“南事”止；借其中第五十四律“色育”只比出发律黄钟高出3.61音分，解决了“色育”均七音在听觉上合于黄钟均七音的旋宫难题。
    京房的立说根据中有些附会之说,来源于焦延寿“分六十卦,更值日用事”（《前汉书·列传》）的理论。
　　“分六十卦”，按京房自己的说法是：“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”；“值日用事”,则为古代律历相通之说：“以六十律分期之日,黄钟自冬至始，及冬至而复”(均见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)，使六十律各当5～8日不等，周而复始,可合366天一年之数。这些附会于八卦、历法的部分，比起他在律学上的实质性的创造只是一件神秘主义的外衣，后世的律学家有人在东汉至南北朝间发展了他的卦、历之说，推演为律管的“候气”试验；但更多的律学家则接受了京房律法的合理核心，从他的创造性中得到启发，在中国律学史上引起了多方面的探索。
    京房的六十律直接引起了对待变律问题的 3种不同主张。第1种是六十律的简化,即在十二正律之外限用六个变律；第2种是六十律的继续扩展:南朝钱乐之、沈重从六十律扩展为三百六十律就是极端的例子；第3种是六十律的否定,南朝宋何承天至唐祖孝孙、五代王朴诸家的主张则是在否定三分损益变律的基础上化繁为简，复归于十二律的制度，从而确立了探寻平均律的新倾向。因此，先秦钟律失传以后，从汉代到宋代凡有关律制与旋宫法上的种种探索，几乎尽在京房六十律所提出各种问题的包容之中。上举诸家之说，直接、间接都有京房的重大影响。
    京房在律学史上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他提出的“竹声不可以度调”（律管的发音不能为一定调高提出度量的数据）之论。这个论点明确表示未作管口校正的律管长度不足以用作准确数据；除黄钟一管可用作音高标准外，包括黄钟律在内的比率数据，均应采用律准的弦长数据为准。这是律学史上首次阐明弦律与管律问题的重大成就。
　　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所载京房管律数据，只是以弦律数据为准的反映，既不意味着京房不懂管律与弦律的区别，更不意味着京房已经明确解决了管口校正问题。京房的成就在于提出了管律问题，并由此产生了律学史上的影响，出现了使用正律器的3种途径。第1种是遵用弦律。直接继承了京房弦准传统的是北魏陈仲儒；律学史上沿着这一途径而发展的则有五代的律准。第 2种是改造管律。晋代出现了用经验方法解决管口校正问题的笛律。第 3种即京房本人采用的、以弦律为准而虚拟管律的做法。南朝梁武帝的“四通”（四具弦准）十二笛（十二支律管），所谓“用笛以写通声”的方法，本质上应用了京房的原则。京房在管律弦律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如他的“六十律”一样，在中国律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，成为后起诸家极富启发意义的同一发端。
　　东汉马融《长笛赋》还记述了京房改进西北民族乐器“羌笛”的事例，“京君明贤识音律，故本四孔加以一。君明所加孔后出，是谓商声五音毕”。说明京房不仅精通《易》学，长于辩证思维，善于抓住律学问题上各种对立统一事物的关键，从而可在正、反诸方启发后世；而且还重视音乐实践，具体到在乐器制作上也曾作出贡献。